司馬遷,不僅僅是一個杰出的史學家,而是改變了我們所有中國人的人,是他,使每個中國人成為“歷史中人”。中國有一個完整的《二十四史》,曾被集中裝在檀香木的專門書柜里,氣派堂皇。這套卷軼浩繁的史書所記載的朝代不一,編撰人員不同,卻又相同的體制。這個體制的設(shè)計者,就是司馬遷。從某種意義來說,他本人雖然早已去世,卻是全部二十四史的總策劃。他讓書面上和大地上兩千多年的歷史變成同一部通史。
司馬遷使歷代王侯將相、游俠商賈、文人墨客在做的每一件大事的時候,都會想到懸在他們身后的那支巨大史筆。他給紛亂的歷史一束穩(wěn)定的、正義的目光,讓歷史沒有在一片嘈雜聲中戛然而止,中華文明能夠獨自延伸至今,可以瀟灑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歷上的昨天和前天,這都與司馬遷密不可分。有了這個起點,漫長的中國歷史有了清晰而密集的腳印,這個全人類唯一沒有湮滅和中斷的古文明,也有了雄辯的佐證。而我們一次次為這種千年輝煌歡欣鼓舞的時候,也會突然安靜下來,像被秋天的冷雨激了一下,似乎看到了整部歷史的總策劃的身影,那是一個臉色蒼白,身體衰弱的男子。他以自己殘破的生命,換來了一個民族完整的歷史;他以自己難言的委屈,換來了千萬民眾宏偉的記憶;他以自己莫名的恥辱換來了中華文明無比的尊嚴。想到一代代金戈鐵馬、王道霸道,市聲田歌都在這里匯聚,而全部匯聚的起點,卻是那樣一位男性:蒼白的臉上閃耀著光芒的眼神,想到這種浩蕩之氣的來源——漢代,那些涼氣逼人孤獨的夜晚。
歷來中國文人都熟讀《史記》,靜靜一想?yún)s無言面對那盞在公元前九十年后不知何年何月最后熄滅的油燈。司馬遷的《史記》寫了十幾年,如果加上修改的時間,大概是二十年。大家知道他的父親是太史令,很早就開始做這方面的事情了,后來司馬遷繼承了父親的事業(yè)。他二十歲就開始了實地考察,踏尋古跡,走過了千山萬水。就在他準備把考察和思考的結(jié)果一一寫下來的時候,突然遇到了一場重大的人生災(zāi)禍。他因仗義執(zhí)言的言論而獲罪,被處以“宮刑”。這場災(zāi)禍讓后人聽起來十分痛心,而與一般政治斗爭模式不同的是,這場災(zāi)禍的制造者不是一個卑鄙小人,陰毒昏君,而是另一個卓越人物,那就是漢武帝。
在歷史上,傷害卓越者的并不一定是惡人、小人,而很可能是一個卓越者。這是巨石與巨石的撞擊,大潮與巨浪的相遇,讓我們在驚心動魄間目瞪口呆。是漢武帝開辟了重要的時代,以至于今天的中國人想起他還會振奮精神。漢武帝年紀輕輕就登基了,他不能忍受前輩皇帝只能用一個一個的女子,以公主的身份以和親的方式去換取北部邊疆的和平。他覺得這很屈辱,而事實上這樣的和平也很脆弱。他想用武力來問一問,我們到底還有沒有另外的力量?因此他開始不斷派大將出征,在位五十四年,差不多打了五十年。
用現(xiàn)在的眼光看,漢武帝實在做了人類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人類的一切大文明,都會遇到野蠻力量的圍攻。因此,真正的文明選擇必須最有效的防范措施。西漢當時遇到的最大野蠻力量,就是匈奴。對匈奴,秦始皇的對付辦法是筑長城,漢武帝對付的辦法是戰(zhàn)爭。后來匈奴被驅(qū)趕到西方去了,偉大的羅馬帝國的滅亡就與他們有關(guān)。漢武帝的時代是一個英雄的時代,開疆拓土、平定邊境,凱歌與悲歌交織著,鋒芒和粗糲俱現(xiàn)。英雄時代的邏輯和平常時代是不一樣的,司馬遷的悲劇也是英雄時代的悲劇。
司馬遷悲劇的具體情節(jié)大家基本都知道,我只想說,正是這個在油燈之下天天皓首窮經(jīng)的“刑余之人”,卻以布衣之身而為萬世立法的宏偉氣概,確定了中國人幾千年的歷史意識,歷史責任,歷史規(guī)范,他讓我們所有的人,都擁有了一個共同的家譜。
也有人說,在司馬遷之前,《春秋》和《尚書》已經(jīng)開始了修史的傳統(tǒng)。那么司馬遷在這傳統(tǒng)當中,究竟有什么特殊地位?我覺得司馬遷的特殊,在于他是一個史學體例的開創(chuàng)者。在他之前,孔子賦予了歷史一種功能,就是“以史言志”,比如他編撰《春秋》,是把自己的志向和理念融入到歷史的記錄中,分辨善惡、褒貶,判斷是非,讓“亂臣賊子懼”?!洞呵铩贰渡袝罚砸环N大事記的方式提供了一種史學理論,司馬遷繼承和發(fā)揚了孔子的“春秋筆法”,而且他創(chuàng)造了“紀傳體”的新模式。如果史學模式?jīng)]創(chuàng)造出來,這代人按照這種方式寫,那代人按照那種方式寫,上下缺少可比性,就構(gòu)不成歷史氣脈,氣脈一散, 文本歷史和真實歷史都會失魂落魄。世界上其他一些古文明就出現(xiàn)這種毛病,有一段歷史記錄,有一段歷史是傳說故事,有段歷史是空白。相比之下,中國的史學模式實在不凡,這離不開司馬遷的創(chuàng)造。
除了模式之外,《史記》還創(chuàng)造了許多“原型”的人物,比如我們會說誰是“項羽式的人物”“劉邦式的人物”,這就是很大的貢獻,以人物為核心的寫史方式影響深遠。比如霸王別姬那一幕,在項羽被包圍之后,聽到賬外有故鄉(xiāng)楚地的歌聲,虞姬起舞,項羽飲酒,吟唱出:“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詩句。項羽是一個悲劇英雄 ,這個形象需要美學渲染,美學渲染不是言辭評價,而是情感告別。在這個情感告別的儀式上,司馬遷準確地為他選擇了在這個情感告別的儀式上,司馬遷為他選擇了故鄉(xiāng)的歌,選擇了愛他的美人,選擇了他自己的詩句,選擇了鮮血,選擇了自刎,這些審美部件集中在一起,構(gòu)成了一個極為悲壯、凄美的經(jīng)典場面。這個經(jīng)典場面被整個中國歷史所記憶,而且提升了中國歷史的高貴。世界上還有另外一個悲劇英雄享受過如此高貴的告別儀式嗎?我一時想不起來。
這位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司馬遷,卻在一次次掙扎中活下來了。他說了一句被千古傳誦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在他心中,真正重于泰山的便是《史記》,他屈辱地活著,就是要締造和承載這種重量。
司馬遷大概在四十六歲那年完成了《史記》的寫作,據(jù)王國維考證,最后一篇是《匈奴列傳》,那是公元前九十年寫就的。司馬遷遭禍的原因之一,就是為李陵辯護時可能“影射”了漢武帝所呵護的將軍李廣利不得力,而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廣利向匈奴投降了。司馬遷把這件事平靜地寫進了《匈奴列傳》,他覺得,一個與自己有關(guān)的懸念落地了,他已經(jīng)可以停筆。
從此以后,再也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樣逝世的,逝世在何處,都不清楚。司馬遷寫了那么多歷史人物的精彩人生,自己的人生卻沒有結(jié)尾,他就這樣無聲無息、無影無蹤地消失了。他知道有了《史記》,自己不需要任何終結(jié)的儀式?!妒酚洝凡粌H成為中國歷史的母本,也是中國文學的母本,魯迅說它與《離騷》相比,只是“無韻”而已。兩千年前就把文史熔為一爐的這位偉人,其實把真善美也一起熔煉了,熔煉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熔爐就是那盞小油燈,難道,它真的熄滅了?
(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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