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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淮泗流域屬于文獻記載中東夷核心區(qū)域，東周時期既有魯、滕等周人國家，又有眾多夷人國家。通過對該地區(qū)東周墓葬出土青銅器的分析，可以看出該地區(qū)既有獨特的東夷文化特征，又兼容了周人文化特點。春秋中晚期以來吳、越、楚、齊等文化因素的滲透和沖擊，使該地區(qū)的文化面貌呈現(xiàn)出更加紛繁復雜的特點。不同時期的文化因素構成也反映了各國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力量消長。

關鍵詞：淮泗流域；青銅器；國屬；文化因素

本文所說的淮泗流域，特指淮河下游支流泗水、沂水、沭水等水系所覆蓋的區(qū)域。這些河流發(fā)源于泰沂山脈，向南注入淮河，故總稱淮泗流域。地理范圍北至沂蒙山脈，南至淮河，西至泗水兩岸，東至黃海。行政區(qū)劃主要包括山東南部及江蘇北部。

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淮泗流域始終具有不同于中原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特征[1] ，同時也是先秦古籍和金文材料記載的東夷的主要分布區(qū)域[2] 。西周成王四年，周公征討東夷，歷時三年，始據(jù)其地，后分封太公、伯禽于齊、魯以鎮(zhèn)撫之[3] 。終兩周時期，周人文化與當?shù)匾娜宋幕鲎?、交匯、融合，加之吳、越、楚、齊等文化的滲透和沖擊，使淮泗流域的青銅器呈現(xiàn)出紛繁復雜的地域文化特點。直到戰(zhàn)國晚期“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 [4] ，淮泗流域才完全融入華夏文化之中。本文主要對淮泗流域東周墓葬中出土青銅器按照國別進行梳理，并對文化因素構成進行討論。

一、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現(xiàn)狀

1949年以前，淮泗流域東周青銅器就有零星發(fā)現(xiàn)，惟多非考古發(fā)掘所得。如曲阜林前村出土一批“魯大司徒元”銅器[5] ，滕縣（今滕州市）出土十余件邾國彝器[6] ，應俱為貴族墓之隨葬器。

1949年至今，這一區(qū)域清理了大量東周銅器墓（圖一），包括曲阜魯故城墓群[7] 、滕州薛故城墓群[8] 、棗莊東江郳國墓地[9] 、徐樓濫國春秋墓[10] 、新泰郭家泉春秋墓[11] 、滕州大韓東周墓地[12] 、后荊溝春秋墓[13] 、莊里西戰(zhàn)國墓[14] 、北辛春秋墓[15] 、莒縣天井汪春秋墓[16] 、莒南大店春秋墓[17] 、臨沂鳳凰嶺東周墓[18] 、俄莊區(qū)（今屬臨沂蘭山區(qū)）花園公社春秋墓[19] 、中洽溝春秋墓[20] 、沂水紀王崮春秋墓[21] 、劉家店子春秋墓[22] 、略疃春秋墓[23] 、東河北春秋墓[24] 、李家坡春秋墓[25] 、肥城小王莊春秋墓[26] 、東焦戰(zhàn)國墓[27] 、日照崮河崖春秋墓[28] 、沂源姑子坪春秋墓[29] 、郯城大埠二村春秋墓[30] 、郯城第二中學戰(zhàn)國墓[31] 、邳州九女墩春秋墓群[32] 、劉林春秋墓[33] 、銅山翟山戰(zhàn)國墓[34] 、淮陰高莊戰(zhàn)國墓[35] 、東海廟墩春秋墓[36] 等。

還有一些被盜嚴重的貴族墓葬，隨葬品所剩不多，但根據(jù)墓主身份和墓葬形制規(guī)格，原應有大量青銅禮樂器隨葬。如鄒城邾國故城西崗墓地的邾國國君及夫人墓M2、M1[37] ，蘭陵鄫國故城塋盤墓地M7（疑似春秋時期鄫國國君墓）[38] ，等等。除此之外很多傳世器和征集品可能也是墓葬中出土，如楚高罍[39] 、伯駟父盤、魯宰駟父鬲、徐子鼎、侯鼎、魯伯大夫媵季姬銅簋、薛仲赤簠、薛子仲安簠[40] 、邳伯罍[41] ，以及近30件三邾傳世器[42] 。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盡管淮泗流域東周墓葬發(fā)掘較多但資料公布較少，相關研究不多。隨著這些出土銅器資料的相繼發(fā)表，有針對性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xiàn)且逐漸豐富。同時，學界關于中國古代青銅器、山東地區(qū)東周青銅器等研究領域也多涉及本區(qū)域相關資料的研究，成果豐碩。對單個銅器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面貌比較復雜的如淮陰高莊墓[43] 、沂源姑子坪墓[44] 、劉家店子墓[45] 、邳州九女墩三號墩[46] 、魯故城墓群[47] 等等。有部分學者如黃盛璋[48] 、張鐘云[49] 等對這一帶及鄰近地區(qū)諸小國青銅器進行過綜合比較研究。

二、青銅器的國別梳理

淮泗流域國家眾多，既有姬姓諸侯，也有庶姓小國，包括魯、薛、滕、邾、郳、濫、莒、郯、鄅、費、徐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50] 。《戰(zhàn)國策·楚策》記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 [51] 。諸國之間交流頻繁，通婚、政治同盟、軍事征服等活動促進了文化的融合。隨著多年來考古工作的深入，這一帶的青銅器資料日漸豐富，出土位置明確，型式特征鮮明，部分帶有銘文，為研究國屬和文化面貌提供了有益參考。下文主要對淮泗流域國別和文化性質(zhì)比較明確的東周墓葬和青銅器進行梳理。

（一）魯國青銅器

西周初期，周公旦之子伯禽受封于魯，都洙、泗二水之間的曲阜，公元前256年為楚所滅。魯國青銅器墓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魯故城及鄰近地區(qū)發(fā)掘的10余座貴族墓為代表，基本器物組合為鼎、簋、豆、舟、匜、盤、壺等，部分銅器有“魯司徒仲齊” “魯伯悆”等銘文[52] 。

魯國銅器在春秋早期大量繼承周文化因素，在春秋中晚期更加成熟。魯人比較保守，堅持周禮，對外來文化因素比較排斥，所以魯國青銅器在整個東周時期創(chuàng)新較少，以傳統(tǒng)周式器型和器物組合為主。不過魯國在戰(zhàn)國中晚期受南方文化影響較深，貴族墓常見大量吳越楚式器，如M58、M52的越式淺腹細撇足鼎以及楚式尊缶、鐎、鏡等。

（二）滕國青銅器

滕為周初分封的姬姓國家，滕國故城在今滕州市西南，戰(zhàn)國晚期為宋所滅。滕州莊里西一帶早年間曾征集到征集到西周至春秋時期的滕侯鼎、滕公鬲、滕公簋、滕侯戈及滕皇編鐘等珍貴文物；1990～1992年發(fā)現(xiàn)2座戰(zhàn)國早期墓[53] 。1980年河沙站出土1件滕侯戈，為春秋滕隱公所造。1982年社莊村發(fā)現(xiàn)1件“滕侯”銘文銅豆[54] 。1999年滕州北辛村戰(zhàn)國墓出土一批青銅器[55] 。

滕國青銅器的文化面貌與魯器大體一致，春秋時期的滕國青銅器基本可以歸于魯文化類型。而進入戰(zhàn)國時期，由于受南方文化強烈沖擊，墓葬中出現(xiàn)許多吳越楚式器，如滕州莊里西M8和北辛墓均有箍口鼎。

（三）薛國青銅器

薛乃東夷妊姓國家，春秋末年為齊所滅，故城位于滕州市官橋鎮(zhèn)西南。薛距中原地區(qū)較近，附近為魯、滕等姬姓國家，因此受周文化影響較深。滕州狄莊發(fā)現(xiàn)4件“薛子” “薛”銘文銅簠。薛國故城2號墓地發(fā)掘一批高等級貴族銅器墓，其中M2出土薛侯行壺和薛比戈[56] 。

薛國青銅器文化面貌比較復雜，春秋中期具有明顯的周人文化色彩，禮器組合多合乎中原周人禮制，器物形制也與魯國周式器基本相同。同時，部分薛國青銅器體現(xiàn)出周式器與當?shù)匾氖狡魅诤系奶攸c，如薛故城M2的寬沿尖足鬲，即融合了周人寬沿柱足鬲和當?shù)匾娜苏劐F足鬲。而M1的小卷沿鼓腹平底舟、M4中的盉與鳥形杯具有明顯的東夷文化風格。除此之外，這一時期還使用較多中原宋國器形，如M2和M4都以平蓋深腹（或淺腹）粗蹄足鼎作為禮器組合的核心。春秋晚期則受楚文化影響明顯加強，如M6和M9中均發(fā)現(xiàn)箍形鼎。

（四）三邾青銅器

邾為東夷古國，曹姓，西周晚期邾三分為邾（大邾）、郳（小邾）和濫，戰(zhàn)國時期被楚等大國所滅。王獻唐《春秋邾分三國考》對三國疆域和淵源關系有專門論述[57] 。其中邾國故城位于鄒城市嶧山南麓紀東村周圍，據(jù)《左傳》記載，魯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建都于此[58] 。邾、郳、濫三國關系密切，青銅器文化一脈相承，因此本文將其一并討論。

目前所見邾國青銅器均為傳世器和早年被盜的墓葬隨葬品。2018年邾國故城西崗墓地M2、M1經(jīng)過發(fā)掘，墓主可能為戰(zhàn)國早期的邾國國君及夫人，但墓葬被盜嚴重，青銅器均遺失[59] 。

郳國青銅器絕大多數(shù)為墓葬中出土。2002年，棗莊東江遺址發(fā)掘一批東周青銅器貴族墓，其中M1出土4件邾友父鬲、1件霝父君瓶；M2出土邾君慶壺、郳慶鬲、魯西簠、畢仲簠、子皇母簠等；M3出土邾公害簠、邾公子害簠、昆君壺、倪慶匜形鼎等[60] 。2016年警方繳獲出自棗莊橫嶺埠遺址的邾壽父鼎、邾眉父匜等9件青銅器[61] 。2017年警方在滕州薛故城附近繳獲一批銅器，其中包括1件郳公戈[62] 。當年底考古隊對滕州大韓墓地進行了發(fā)掘，清理東周墓葬52座，其中M43隨葬銅鼎、盤、匜等皆可辨有“郳大司馬”銘文[63] 。

濫國青銅器以棗莊徐樓新村2座春秋貴族墓的隨葬器為代表，其中M1銅鼎上有銘文“有殷天乙唐孫宋公乍，叔子餘鼎” [64] 。對于其中“ ”字，李學勤曾考證為費國 [65] ，發(fā)掘者從其說。趙平安將其讀為“”，并認為此鼎是宋共公嫁女兒叔子于濫國時所作的媵器[66] 。

除此之外滕州后荊溝等東周墓葬出土青銅器形制和器物組合與上述三邾青銅器相近，墓主很可能為三邾貴族[67] 。

三邾青銅器在春秋早期受周人文化影響較深，禮器組合以周式器為主。同時也具有許多夷式器型，如東江M3的匜形鼎、東江M1的僉父瓶、后荊溝M1的寬沿錐足鬲等。春秋晚期以來受外來影響加深，大量出現(xiàn)楚式器、吳越式器、中原式器、齊式器。楚式器如大韓M43的箍形鼎、獸形平底匜、大韓M39的簠、浴缶、卷沿鼓腹蹄足舟、折腹圜底盤、徐樓M1的環(huán)形獸形耳舟等。吳越式器如徐樓M2的淺腹細撇足鼎、大韓M39的“S”形紋箍形鼎、刻紋銅器盤、匜等。此外徐樓村M1、M2的舟、敦、匜等器物還使用了流行于南方的紅銅鑲嵌技術。中原宋國器物如徐樓M1的平頂蓋淺腹粗蹄足鼎、滕州薛國故城M2的平頂蓋深腹粗蹄足鼎等。齊式器如徐樓M2的小折沿平底舟、大韓M39的子母口平底舟、瓢形匜等。

（五）莒國青銅器

莒為東夷古國，少昊后裔，其姓氏有嬴姓和己姓兩說[68] 。地處魯東南海岱之間，春秋時期為東夷之雄，一度可與齊、魯抗衡，《穀梁傳·成公九年》說“莒雖夷狄，猶中國也”[69] 。春秋晚期開始衰落，戰(zhàn)國時被楚所滅[70] 。

1975年莒南大店墓出土鈕鐘9件，有銘文“莒叔之仲子” [71] 。1977年沂水縣劉家店子春秋墓出土公簋、公鑄壺、莒公戈等[72] 。2012至2013年，沂水紀王崮發(fā)現(xiàn)2座高等級銅器墓[73] ，墓主身份存在爭議，不過學界目前多認同其為莒國國君及夫人墓。此外，莒縣天井汪、沂水李家莊、李家坡、略疃村等地也發(fā)現(xiàn)了多處莒國銅器墓。

紀王崮、沂水劉家店子所出銅器屬春秋中期，其時莒國尚處于國勢強大之時，因此銅器數(shù)量豐富且制作精美。部分為周式器，同時地域色彩也極為強烈，尤其是窄沿錐足鬲、獸形蹄足羽狀鋬匜、淺腹矮圈足盤等使用比較普遍。劉家店子銅器與沂源姑子坪銅器常見的三角形變體夔龍紋是沂沭河流域的特色紋飾。春秋晚期大墓數(shù)量減少，并明顯受到齊文化和南方文化影響，如莒南大店M1隨葬齊式器子母口平底舟、折腹圈足盤，吳越式器深腹細撇足箍形鼎。

（六）郯國青銅器

郯為東夷古國之一，傳說商代封少皞后裔于炎地，后周武王將其封予微子啟，受宋國所轄制?！蹲髠?middot;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是目前所見東周郯國活動的最早記錄[74] ，《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關于“少皞氏鳥名官” [ 75] 的敘述為了解郯國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公元前418年郯國為越所滅，其境入越。

1989年郯城二中發(fā)掘3座戰(zhàn)國早中期貴族墓，隨葬銅器主要有編鐘8件、鼎1件[76] 。2002年大埠二村發(fā)掘2座春秋時期高等級貴族墓，出土大批青銅禮樂器[77] 。郯國青銅器與莒國青銅器有很大相似性，具有較強的魯東南文化特點。莒國常見的窄沿錐足鬲、獸形蹄足羽狀鋬匜等器型在以上幾座墓葬中都有發(fā)現(xiàn)。同時大埠二村M1還隨葬齊式子母口平底舟、傳統(tǒng)周式淺腹銜環(huán)耳圈足盤?？梢娵皣幕婷灿幸欢◤碗s性。

（七）徐國青銅器

徐國為嬴姓國，其國都在今泗洪縣境內(nèi)。西周時期國力強大，足以與宗周抗衡，春秋時期不斷受到吳國和楚國的打擊，逐漸衰落。“昭公三十年，滅于吳，徐子奔楚，楚城夷以處之”[78] ，后仍為楚所滅。

1959年，邳州劉林發(fā)現(xiàn)1座春秋銅器墓[79] 。1982至1997年，邳州九女墩清理多座春秋青銅器貴族墓。M3所出鈕鐘鉦部及兩銑均有“徐王”銘文[80] 。徐國青銅器的文化面貌比較復雜，例如九女墩M3既有覆盤形弧蓋鼎、提梁壺、蓋豆等中原、齊魯諸國同期常見的周式器型，又有湯鼎、尊、龍首盉、缶等吳越同期墓葬常出器物，同時還出土了獸形鼎、爐盤等一批具有典型徐器特征的器物等，呈現(xiàn)出文化因素的多樣性。

三、青銅器的文化因素分析

淮泗流域出土青銅器數(shù)量較多，時代特征較明顯。根據(jù)青銅器形制、紋飾的文化傳統(tǒng)和地域性特征，分析淮泗流域既包含本地文化因素又包含多種外來文化因素（圖二）。

（一）本地夷人文化因素

此類青銅器地域特征鮮明，在整個東周時期始終具有重要地位，主要流行于夷人國家，同時也對魯、滕等有一定影響。窄沿錐足鬲在以莒國為中心的魯東南文化區(qū)（包括莒、郯、鄅、向等國家）[81] 和淮河流域都比較流行。匜形鼎在東江郳國墓和東海廟墩墓中都有發(fā)現(xiàn)。魯東南文化區(qū)的獸形蹄足羽狀鋬匜、蓋豆簋、平蓋頂子母口敦、鬲部口沿帶凹溝的甗，薛國和三邾均有寬沿錐足鬲、小卷沿深鼓腹平底舟，以及個別墓葬中出土的鳥形杯、僉父瓶、伏鳥罍形器等，都是富有山東夷人特色的銅器。而獸形鼎等是具有淮河流域風格的器物。

（二）中原文化因素

這里說的中原文化因素主要是指西周中晚期以來流行的傳統(tǒng)周式器型，可能跟隨周人從中原地區(qū)傳入淮泗流域。由于魯、滕等姬姓諸侯國秉持周文化傳統(tǒng)，在青銅器發(fā)展方面緊隨中央王朝步伐，并對其周邊薛、三邾等夷人國家影響深遠，因此中原文化因素銅器在淮泗銅器群中占比最大，種類和數(shù)量也最多，并流行于整個東周時期。典型器型有立耳平沿鼎、弧頂蓋子母口鼎、獸形耳鼓腹圈足簋（有的圈足下附三足）、獸首銜環(huán)凹蹼足盨、折沿獸首銜環(huán)蹼足簠、寬沿柱足鬲、喇叭形捉手蓋豆、折沿束頸弧腹平底敦、垂腹圈足銜環(huán)壺、鼓腹平底（或圈足）提梁（或鏈）壺、附耳（或環(huán)耳）弧腹圈足（或蹄足）盤、獸形龍尾蹄足匜，等等。棗莊徐樓和滕州薛故城春秋中晚期墓葬所見平頂蓋淺腹（或深腹）粗蹄足鼎等器物形制比較特殊，在中原地區(qū)比較少見。從徐樓春秋墓所出鼎帶有“宋公 ”銘文以及傳世的宋國銅器也是這種形制來看，這種形制的銅鼎可能是宋國銅器。

莒縣天井汪墓所出罍形制接近中原，只是多了傘狀蓋。部分魯東南貴族墓對復古器型比較青睞，如棗莊東江所出鼎等。有些國家也在周式器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創(chuàng)新，如魯國有部分高圈足盤下另附三個人形足，比較具有地方特色。

（三）南方文化因素

春秋晚期以來隨著南方大國向北方的擴張，淮泗流域受吳越楚文化影響明顯加深。莒國、薛國、徐國、三邾的楚式器種類和數(shù)量均較多，常見有鼓腹蹄足箍形鼎、湯鼎、卷沿鼓腹蹄足舟、折沿折腹圜底盤、環(huán)足獸形匜、獸首形流平底匜、桃形匜、浴缶、尊缶、鐎等。邳州九女墩M2所出編鐘形制和紋飾近于淅川下寺、固始侯古堆、壽縣蔡侯墓等出土編鐘。

吳越式青銅器發(fā)現(xiàn)相對較少，但同樣在淮泗流域影響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最常見的器形為子母口鼓腹細撇足鼎和“S”形紋箍形鼎。春秋三邾墓地和江蘇東海廟墩墓出土的乳釘匜、邳州九女墩墓出土尊、鑒、淮陰高莊墓出土扁圓銅罍等，都是吳越地區(qū)比較流行的器形。臨沂鳳凰嶺墓出土了與“越王勾踐自作用劍”紋飾完全相同的菱形“壓印暗紋”矛，也反映了春秋晚期東夷國家與東南沿海吳越文化的密切關系。

（四）北方文化因素

北方的影響以齊文化因素為主，春秋中晚期隨著齊國的南擴，淮泗流域出現(xiàn)的齊式器的種類和數(shù)量也逐漸增加，戰(zhàn)國時期尤為明顯。典型齊式器如細直高柄蓋豆、子母口鼓腹平底舟、半管狀流瓢形平底匜、深折腹平底（或圈足）銜環(huán)盤等。

整體而言，在春秋早中期，淮泗流域除本地夷人器型外，主要以中原傳統(tǒng)周式器為主。魯故城墓葬所出銅器類型與組合形式與中原地區(qū)同期墓葬基本相同。薛故城銅器墓與中原同期墓葬的銅器組合形式大致相近，器型也多合乎中原器制。值得注意的是，年代較早的墓葬如江蘇東海廟墩墓發(fā)現(xiàn)了具有皖南地區(qū)特點的乳釘匜[82] ，可見春秋早期本地便與吳越有文化交流。

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早期，本地傳統(tǒng)有所發(fā)展，但更多地是吸收了周邊齊、宋、楚、吳越等文化因素，使當?shù)匚幕婷哺訌碗s。同時，當?shù)刭F族也融合多種文化因素進行了一些創(chuàng)新，如寬沿錐足鬲、扁方腹壺、短頸圓腹壺等都具有一些地方文化特色。各國家和地區(qū)的列器制度也各有特點，如臨沂鳳凰嶺墓所出7鼎中有6件形制大小均相同，而不像中原列鼎那樣采用大小相次之組合。沂水劉家店子莒國墓葬M2出土之9鼎亦大小、形制相同。由此看出這些地區(qū)的列鼎制度有區(qū)別于中原禮制的自身地域特色。

戰(zhàn)國中晚期，外來文化因素的影響更加明顯和突出。楚越文化深入影響到魯國腹心地區(qū)，魯故城貴族墓隨葬大量楚式器應是這一歷史變故的反映[83] 。郯城二中M1出土楚式鼎，其雙附耳外侈，呈現(xiàn)較晚的時代特征?；搓幐咔f墓所出深腹越式鼎與長沙楚墓、湖北鄂城百子畈楚墓等所出銅鼎幾乎一樣，應與楚文化的深入密切相關。

四、結語

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xù)深入，淮泗流域越來越多的青銅器群面世，分布范圍基本涵蓋了周人與東夷諸國?；淬袅饔蜃怨艦槟媳蓖ㄡ橐溃值没?、泗、沭、沂四瀆之利。西周時期，東方諸夷與周王朝的戰(zhàn)事綿延難息，因此這一帶的考古學文化不僅保持著傳統(tǒng)的東夷文化風格，也產(chǎn)生了某些新的地方性文化特征。春秋早期，周文化因素在這一區(qū)域影響顯著，其中以魯、滕等國與中原周人器制最為接近，薛、三邾次之，莒、郯、徐再次之。這顯然與各國統(tǒng)治者的族屬及文化、歷史淵源有關。

春秋中期開始，薛、莒、邾等方國發(fā)展明顯加快，勢力增強。本地特色的銅器增多，呈現(xiàn)出強烈的地方面貌。春秋中晚期以后，楚國在東方與齊國展開交鋒，日漸強大的吳國也劍指江淮，淮泗諸小國游離于吳、楚、齊之間。這一時期青銅器則體現(xiàn)出復雜的中原、本地、吳越、楚、齊等文化因素多樣性，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各國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力量消長。戰(zhàn)國時期，淮泗流域諸小國先后被楚、齊等大國兼并，該地區(qū)的地方夷人文化因素也逐漸走向衰落。

（作者：張潔、劉艷菲，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另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查《江漢考古》2022年第5期）

責編：段姝杉

審核：方 勤

陳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