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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伏俊璉（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中國文學，是伴隨著聲音生成而傳播的，并通過美妙的聲音感染人心?！对娊洝分械牟糠衷?，在納入禮樂制度之前，以唱誦的形式流傳著；音韻和諧，節(jié)奏鏗鏘，后人總結有句中雙聲、疊韻和句末押韻等多種規(guī)律。詩進入禮樂制度中，則成了樂教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以洪鐘雅音呈現出來。“楚辭”本來就是唱誦的，與楚歌關系密切。屈原的《離騷》與祭祖誦詩有關，《九歌》更是對民間祭詞的改造，《九章》是行吟澤畔的悲歌，《天問》是憤懣時的呵問。西漢朱買臣，因為他“行且誦書”、“歌謳道中”（《漢書》）、善歌楚辭，而官至中大夫。漢代人認為，賦就是“不歌而誦”（《漢志》）的文種，聲音是第一位的，只不過保存至今的漢大賦主要是由語言文字學家創(chuàng)作的，他們是把賦當字書，當類書（《三國志·國淵傳》記國淵語曰：“《二京賦》，博物之書也。”漢代賦家，往往是小學家，如司馬相如有《凡將篇》，揚雄有《訓纂篇》，班固有《大甲篇》《在昔篇》），才造成了《文心雕龍》所講的“鋪采摛文，體物寫志”。

　　不僅是詩賦這類文學作品是有聲的，散文也是有聲的。甲骨卜辭，由其組成的序詞、命詞、占詞、驗詞四部分，本身就含有一種神秘的人神交接的有聲儀式。金文更是在鐘鼎的洪鳴、頌禱之聲，歌舞樂聲，祭品熱氣騰騰的交融中傳遞給上帝和祖先。而由“史”“祝”等創(chuàng)作的早期典籍，多是為了國家盛典而作?！渡袝妨o典、謨、訓、誥、命、誓，都是在國家大典上呈現的有聲雄文：《典》中的“粵若稽古”，是史官講誦的口氣，如同佛經中的“如是我聞”；“誥”“訓”“誓”“命”名稱本身就是講誦的動詞?！蹲笫洗呵铩芬活惖臄⑹挛?，大約是瞽史講誦的底本（徐中舒、趙逵夫說）。讀《公羊》《穀梁》，經師講經的聲氣如在耳邊回響。

　　漢末以來，學人開始有意識地探討音理，這種對音理探求的標志就是韻書的產生?，F知最早是東漢人服虔“始反音”，即懂得了反切，認識到一個音節(jié)單位可以分割為聲母和韻母兩部分，并用兩個字相切而成音。三國時的李登，著有《聲類》十卷，其書已佚，但唐人記載其“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封演《聞見錄》）。“不立諸部”，就是不用部首（何九盈說），“五聲命字”就是用唇、舌、齒、牙、喉五聲為漢字分類，按發(fā)音部位分類漢字，這是就反切上字來講的。用“五聲命字”的書，此后傳者甚少，更多的是按照反切下字，即按韻的分類而成的書。除了綜合性的像呂靜《韻集》、周嚴《聲韻》、段弘《韻集》等外，專門為某部書編輯的音義類書出現了很多。相傳最早的音義著作是東漢末年孫炎所作的《爾雅音義》，三國時又有韋昭所著的《漢書音義》。從此以后，音義類或音類著作蓬勃而出，如徐廣《史記音義》、沈重《毛詩音義》等，而文學作品的讀音也為學人關注，如諸詮之《百賦音》、陳國武《司馬相如賦音》、李軌《二京賦音》、蕭該《文選音》、釋道騫《楚辭音》等。齊梁時期的周颙、沈約等人發(fā)現了平、上、去、入“四聲”，認識到一個音節(jié)有平上去入不同的聲調，并有意識地調整文學誦讀的聲韻和聲調，以形成更為抑揚頓挫的效果。于是出現了沈約《四聲》、夏侯詠《四聲韻略》一類的著作。

　　到了隋代，陸德明著《經典釋文》，匯集了漢魏以來的音類著述，分類歸納，為14部經典作了音義，所采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六十余家。陸氏認為，經典的讀音至為重要：“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厘，謬便千里。”（《經典釋文敘錄》）他所說的“文言”，就是指世代通行的書面語，如何讓今人對這些經典義的理解和音的宣讀切合古圣賢之本心，要兼顧歷史的因素和方言習慣，不能以今音今義隨便曲解。

　　歷史上偉大的作品往往并世而出，且南北并峙：當蘇州吳縣的陸德明發(fā)憤著《經典釋文》，“考名物之同異，顯聲讀之輕重”的同時，河北臨漳的陸法言等八人，專心討論音韻，“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經過陸法言十多年的反復斟酌，終于完成了《切韻》五卷。《切韻》是我國歷史上最科學的一部學術著作（曾運乾語）。是書之作，是為了“廣文路”和“賞知音”，因為“凡有文藻，即須明聲韻”（《切韻序》），使燕趙的“重濁”之音和吳越的“輕淺”之韻相得益彰。其后唐孫緬的《唐韻》、宋陳彭年的《廣韻》等，都是在《切韻》的基礎上有所增補而成。

　　為什么這一時期中國人對音韻這樣看重呢？主要原因是佛教的傳入，佛經翻譯不僅使中國的文學想象得到了極大的拓展（梁啟超語），佛經的講誦還啟發(fā)中國學人思考和研究漢語的聲音結構。這里有兩個問題要講清楚：第一，由于梵文是拼音文字，使中國學者對漢語早期徐讀疾讀的“二合音”有了音理上的理解；同時印度轉讀佛經依聲分高低為三類，啟發(fā)了國人對漢語聲調的區(qū)分（參陳寅恪《四聲三問》）。第二，佛經早期就以口誦相傳，所以十分講究誦法。古代印度人認為，念咒誦經如果沒有正確的讀音，念咒的人不但不能受福，還要得禍。梵文是諸天的語言，發(fā)音若不正確，天神便要發(fā)怒，念錯的人會受到懲罰。因為經典咒語的功效不僅在于它的意義，更在于它的音讀（詳參鋼和泰《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國學季刊》1923年第1卷第1期）。這種觀念和方法傳到中土后，不僅譯經的選字格外謹慎，讀音也受到空前重視。它和秦漢以來的講誦傳統(tǒng)相結合，就產生了一大批音義類著作。從唐初玄應二十五卷的《一切經音義》，到中唐慧琳百卷部頭的《一切經音義》，是佛教音義類著作的集大成者。

　　因此，六朝以來學者重視“音”讀，與文章的誦讀有很大關系。《隋書·經籍志》著錄有王該《文章音韻》二卷，無名氏《群玉典韻》四卷，其著眼點都是詩文的聲音。而《楚辭音》的作者釋道騫善讀《楚辭》，“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隋志》）?！冻o音》就是為了誦讀《楚辭》。同樣的道理，《毛詩音》是為了誦讀《毛詩》，《史記音》是為了誦讀《史記》，《百賦音》是為了誦讀百賦，《文選音》是為了誦讀《文選》。劉勰《文心雕龍》認為，文體就像人體，一篇成功的文體必須有抑揚頓挫的“宮商”，就如同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必須具備“聲氣”一樣。聲音可以更好地傳遞思想，聲音的感染力有時可以超越或者提升內容的力量。

　　古人如何講誦，我們已無法確知，但可以通過文獻做此推測。佛家有“轉讀”和“唱導”，“轉讀”就是以漢語的聲調讀誦佛經；根據《高僧傳·唱導論》的記載，“唱導”與唐代的變文差不多，也是韻散間隔，有說有唱。《高僧傳》和《續(xù)高僧傳》曾作過形象的描寫和記錄，如說“（曇智）獨拔新異，高調清澈”，“（慧常）聲發(fā)喉中，唇口不動”“聲調陵陵，高超眾外”，“（智云）每執(zhí)經對御，向振如雷，時慘哀囀，停駐飛走”，“（善權）每讀碑志，多疏麗詞，傍有觀者，若夢游海。及登席列用，牽引囀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法琰）遂取《瑞應》，依聲盡卷，舉擲牽迸，囀態(tài)驚馳”，等等。這些形象的描寫，大致是把長短有差、高低交錯、洪細變化的聲調羼糅在念誦之中，造成一種特殊的音樂效果。

　　在那個遙遠的寫本時代，得一卷書真是不容易，一旦得到，愛不釋手，反復吟誦自在情理之中。晉代文學家束皙有《讀書賦》，今殘缺不全，其中記載耽道先生讀書的情景：“垂帷帳以隱幾，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yōu)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這種讀書，靈魂與聲音，都與古圣先賢相融會。正像陶淵明《讀〈山海經〉》一樣，“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說文》：“讀，誦書也。”“讀”本來是有聲音的。讀書到了激動處，可以長笑，可以傲嘯，可以痛哭，可以吟唱，甚至于手舞足蹈。中古時期韻書的興盛，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那個時期讀書人的狀況。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0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