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講用
1948年,貝特森提出了“元傳播”概念。他認為人類的傳播包含兩種類型:一種是意義明確的言語傳播,另一種是意義含蓄的“元傳播”。“元傳播”的效果依賴于傳播雙方的關系和對傳播所傳遞的隱喻信息的辨識和相互理解。內容總是被更高的“如何被言說”的超層次關系意義語境化,亦即傳播中“關系意義”主導“內容意義”。
“元傳播”這種“關于傳播的傳播”理論揭示出,除了語言符號明確的內容意義之外,還需解讀與詮釋符號背后的文化意義,以建構能充分理解、和諧溝通的關系。傳播的本質在于交往過程和關系建構。強調關系意義與共同體建構的“元傳播”對當今全球傳播中的意義誤讀、分裂對抗等國際傳播秩序失衡具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與補救價值。在理論內涵的拓展層面,“元傳播”不僅涉及貝特森等人關注的人際傳播,而且已廣泛應用于人內傳播、大眾傳播、網絡傳播、數(shù)字傳播等諸多領域。
這個新聞傳播中的理論也同樣可以用來打量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我們可能由此獲得新的發(fā)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歷來主張“言傳意會”,具有豐富的“元傳播”意涵。無論是對內傳播(人與自己的關系)還是對外傳播(人與人、與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中國傳統(tǒng)文化都強調認知傳播符號背后的意義生成與文化闡釋,主張平衡調適傳播主體間的關系。交流方成為休戚與共的一體化存在,由此形成層層疊疊的共同體,讓中華文明生生不息。
傳統(tǒng)文化“元傳播”的方式是以己為媒,通過詮釋吸納傳統(tǒng)文化經典文字符號的生命意義,破解語言背后的人與自己的關系意義,進行個體內編碼,知行合一,以“內省”與“慎獨”進入內在的生命意識,建構生命共同體。如《尚書·大禹謨》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可以說是中華文化修養(yǎng)生命與治理社會的無上心法。而發(fā)現(xiàn)“惟精惟一”的道心,莊子的方法是“心齋”與“坐忘”,梁漱溟先生稱之為精神的“內向超越”。
在人與人的關系方面,傳統(tǒng)儒家在一體之仁的心性基礎之上,建構了自己的倫理觀。孔子所言的“仁”,孟子所言德之四端,都在強調感同身受的共情力。儒家從“仁道”出發(fā),認為“一個人對動物受傷害,草木被摧殘,都會感覺到不安。這種不安體現(xiàn)了一種宇宙情懷,因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或者說天理就在我的人性之中。”(杜維明)這種“一體性”既是經驗世界中人對生命萬物的敬畏與尊重,也是超驗境界中人對世界的整體感知。儒家的這種道德理想主義,對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西方倫理學是糾正與補充。儒家亦重視個人,但強調個人是處于命運共同體關系中的個人,即強調人類的共生性。
杜維明認為,在人類過去的幾百年中,啟蒙運動及其構想的人類整體計劃發(fā)揮了極大作用,財富和權利成為人們最關注的對象,由此導致了世俗的人文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過強的欲望以及占有性的個人主義等等,而這些都可以通過儒家的“精神人文主義”來糾偏。精神人文主義倡導“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對天敬畏、對地球尊重和愛護,進而建立一種互相信賴的社群,并以天下太平作為文明對話的目的。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與日本學者池田的對話中總結道:儒家的人文主義價值觀使得中國文明符合了新時代人類社會整合的需求;道家思想對宇宙和人類之間奧義的認識,以及對人類社會試圖主宰宇宙的不以為然,恰恰是中國的道家為人類文明提供的節(jié)制性與合理性發(fā)展觀的哲學基礎。
傳統(tǒng)文化“元傳播”的一大體現(xiàn),就在于既進行格物致知、正心修身的內向傳播,又進行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向傳播,在層層交錯中編織共同體網絡。己身、人際、社會與自然都以同構的理想化隱喻搭建,促成盤旋往復又渾然天成的“元傳播”。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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