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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考古志|從中原到江南:解密南宋六陵
貴州文化網(wǎng) 發(fā)表于:2023-01-07 21:46:43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鄭嘉勵 點擊: 評論:0

 宋六陵位于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qū)富盛鎮(zhèn),是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埋葬著宋朝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在內(nèi)的七位皇帝,以及北宋哲宗元祐皇后孟后陵在內(nèi)的七座皇后陵。作為江南地區(qū)現(xiàn)存最大的帝后陵園,每一座陵都是一座歷史博物館,神秘的地宮引無數(shù)人遐想。日前國家文物局剛剛公布,宋六陵考古遺址公園入選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

《澎湃新聞·古代藝術(shù)》的“江南考古志”欄目本期聚焦宋六陵。“歷代帝王陵墓,或多或少都有損毀,但徹底毀壞如宋六陵者,則不多見。”本文從中原與江南不同的堪輿風(fēng)水觀念揭秘宋六陵的布局營建。從南宋皇陵的變遷,可見南宋的政治文化在江南長期而復(fù)雜的發(fā)展中,又逐漸演變并形成新的有別于北宋的范式。

宋徽宗

 

一.宋六陵概況

宋六陵,在今浙江省紹興市區(qū)東南約18公里富盛鎮(zhèn)趙家岙的寶山南麓;南宋時期,其地屬兩浙東路紹興府會稽縣上亭鄉(xiāng)上許里上皋村。

上皋村地方,北有寶山(霧連山),南有上皇山(新婦尖),兩山草木蔥蘢,遙遙相望,略呈合抱之勢。兩山之間,是相對平曠的谷地,今為碧綠而彌望的茶園,一派江南風(fēng)光(圖1、2)。

圖1 南宋六陵鳥瞰

 

圖2 南宋皇陵地理形勢圖(采自劉未《宋代皇陵布局與五音姓利說》)

 

南宋有國百余年,這片茶園卻是皇家禁地,先后建起七位皇帝、七位皇后(宋哲宗孟皇后、宋徽宗鄭皇后、宋徽宗韋皇后、宋高宗前室邢皇后、宋高宗吳皇后、宋孝宗謝皇后、宋寧宗楊皇后)共14座“攢宮”。他們的靈柩埋葬于此,陵區(qū)總面積約在2.5萬平方米,規(guī)??捎^。這七座皇帝攢宮,依年代順序,依次為宋徽宗永祐陵、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寧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和度宗永紹陵攢宮。不知何故,后人將“七帝七后”陵地俗稱為“南宋六陵”,至今通行。

“七帝七后”墳?zāi)?,既有陵號,為何又自稱“攢宮”?故事要從頭說起,紹興元年(1131)宋金戰(zhàn)事方酣,宋哲宗遺孀孟皇后,在流亡過程中,病故于紹興,無法歸葬中原故土,只好就近安厝于會稽山余脈的上皇山下,這是宋六陵營建之始。

“攢宮”之名,是戎馬倥傯之際的權(quán)宜說法,據(jù)王明清《揮麈錄》載,由于孟皇后在重新確立南宋政權(quán)正統(tǒng)性中的關(guān)鍵作用,朝廷本來想為她建造正式的“山陵”,但修奉官曾紆說:“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fù)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為名”。北宋祖宗陵寢既然在河南洛陽鞏縣,將來恢復(fù)中原,應(yīng)該遷葬回老家,不宜徑稱“園陵”,宜以“攢宮”為名,意為“臨時葬地”。曾紆的提議,獲得眾人認同。即使紹興十二年(1142),宋金和議后,金人歸還宋徽宗等人梓宮(棺木),入葬紹興,正式上永祐陵號,依然加有“攢宮”的后綴。這與南宋臨安城始終只稱“行在所”,而不稱“京師”的情形相仿。

上世紀六十年代興建的平(水)陶(堰)公路,在谷地之間穿過,將陵區(qū)分為南、北兩區(qū),今人常以南陵、北陵稱之。南、北陵的區(qū)分,不見于宋人記載,但符合皇陵分布的實際狀況。這種說法可能出現(xiàn)得比較早,至少浙江圖書館藏“宋孝宗陵碑刻”民國拓本檔案中已有“南林”之名。

這片茶園谷地,屢經(jīng)平整,依然呈現(xiàn)出“東南仰高、西北低垂”的地勢,南陵區(qū)的南高北低的地勢尤其明顯。東南高山,西北流水,據(jù)說是趙姓“角音”所利之地,即堪輿術(shù)士所謂“大利向”。但在其西北部,越靠近寶山,地勢轉(zhuǎn)為北高南低,則與“大利向”相違。這段話有點突兀!沒有關(guān)系,我將在后文詳細闡述,理解這段話,便是解鎖宋六陵的密碼。

南宋時期的陵園,松柏參天,殿宇連綿,是莊嚴肅穆的禁地。宋元鼎革之初,“番僧”楊璉真迦盜發(fā)六陵,地面建筑和地下石藏毀壞殆盡。明代屢經(jīng)重修,但是陵位淆亂,制度改觀,其規(guī)模僅如《萬歷會稽縣志》所載“諸陵僅存封樹,唯孝、理二陵獻殿三間,繚以周垣,理宗陵有頂骨碑亭。宰牲房一所,齋宿房一所,其右為義士祠”而已(圖3)。

圖3 康熙《會稽縣志》卷首《宋六陵圖》

 

1949年后,因為農(nóng)場、茶場的建設(shè)和破壞,明清重建的享堂、封土也盡數(shù)毀去,唯余數(shù)叢古松樹,散布于谷地之間,作為眾攢宮所在的唯一標識。經(jīng)測年,樹齡約在距今120至180年之間(圖4)。

圖4 南宋六陵遠眺,唯有三二松樹叢,標示著皇陵的存在

 

“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歷代帝王陵墓,或多或少都有損毀,但徹底毀壞如宋六陵者,則不多見。

二.五音墓地與形法墓地

第一次來寶山的人,一定會納悶:宋六陵南北皆山,而南宋的帝后,竟然放棄眼前的自然高地,將墓穴埋葬在兩山之間的谷地,為什么?

當我們這樣設(shè)問,其實就已開啟了打開宋六陵之謎的鑰匙。

江南卑濕。墓擇高阜是自古以來的常識和慣例,史前時期太湖流域的崧澤、良渚文化,人們堆筑高大的土墩,用以埋墓;漢六朝唐宋墓葬,均選擇埋葬在山麓至半山腰地帶。唯獨宋六陵一反常態(tài),要解釋這個奇怪的現(xiàn)象,須從河南鞏義北宋皇陵說起。

北宋皇陵位于鞏義市(原名鞏縣)的西南部,諸陵南依嵩山北麓,北傍伊洛河水的黃土崗地上,共有七座皇陵(宋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真宗永定陵、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以及宋太祖趙匡胤之父趙弘殷的永安陵,并祔葬有22個皇后,以及上千座皇室成員的陪葬墓,習(xí)稱“七帝八陵”(圖5)。

圖5  北宋皇陵分布圖

 

北宋皇陵的自然地勢,就呈現(xiàn)“南高北低、東穹西垂”之狀,這是宋金時期中原地區(qū)流行的“五音姓利”堪輿術(shù)的擇地要求。據(jù)北宋王洙等編撰《地理新書》,人們把姓氏分成宮、商、角、徵、羽五音,再將五音與五行(土、金、木、火、水)四方相聯(lián)系,推斷與其姓氏對應(yīng)的陽宅、陰宅方位的吉兇,即所謂“大利向”“小利向”。

“五音”是北宋官方的堪輿術(shù),為皇室、士大夫及富裕平民階層所遵循。自明清以來,該系統(tǒng)的堪輿術(shù)逐漸失傳。宋元時期,中原北方地區(qū)流行以五音姓利原則指導(dǎo)墓地的選址和規(guī)劃,我們可以將其稱為“五音墓地”,例如北宋河南新鄭呂夷簡家族墓地、安陽韓琦家族墓地、鞏縣北宋皇陵,均屬其例,而且是延續(xù)多代人、多房派、規(guī)劃有序的家族墓地。

按照五音的分法,皇室趙姓,屬于“角音”(也稱“國音”)。角音與木行對應(yīng),木主東方,陽氣在東,所利地形為“東南仰高、西北低垂”,這就是角音墓地的“大利向”。葬師將風(fēng)水擇址與喪家的貧富貴賤、愚賢壽夭乃至與國運聯(lián)系起來,今天的讀者受過現(xiàn)代科學(xué)的洗禮,知道這是胡亂聯(lián)系的巫術(shù),只要知其然而無需知其所以然,明白北宋中原地區(qū)的家族墓地通常遵循五音姓利就夠了。

紹興元年為孟皇后選定上皇山葬地,就因為太史局官員(職掌堪輿風(fēng)水的技術(shù)官僚)認為其地勢與鞏縣相仿,符合趙家人的“大利向”。南宋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說得明白:“永安諸陵(即北宋皇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雖有岡阜,不甚髙,互為形勢。……今紹興攢宮朝向,正與永安諸陵相似,蓋取其協(xié)于音利。有上皇山新婦尖,隆祐(孟皇后)攢宮正在其下。”

坐北朝南的墳?zāi)?,卻選址于“東南高、西北低”的地方,背后無高地可倚,在南方人和現(xiàn)代人看來不免奇怪。這是因為現(xiàn)代人受了后世主流的“形勢派”堪輿風(fēng)水觀念的影響,此與“五音姓利”屬于不同的風(fēng)水體系,我們將以“形勢派”原則指導(dǎo)選址的墓地稱為“形法墓地”。

南方典型的形法墓地,是大家耳熟能詳?shù)牡乩砟J剑耗乖嶙背?,位于藏風(fēng)納氣的“懷抱之地”,墓穴在高處,后景開闊,自前而后,猶如我們前往南京瞻仰中山陵,拾階而上,逐級抬升,陵園氣勢攝人。而宋代皇陵坐落于平地上,非但不足以壯觀瞻,沿著神道向前,往獻殿、陵臺(封土)方向瞻禮,地勢反而越走越低。這種“反常”的布局,就是宋陵拘忌于角音的緣故。

河南中原大地,一馬平川,地下水位深,將墓穴埋于平地,無論是土洞墓,還是平面呈多邊形、仿木構(gòu)的穹窿頂磚室墓,均采用深埋的形式。“五音”擇地術(shù)與其自然環(huán)境是相適應(yīng)的,平地埋墓猶如在白紙上謀劃,較南方山地丘陵地區(qū),更能規(guī)劃出長幼尊卑有序的家族墓地,故而為皇家和上層士大夫、富裕平民家族所樂意采納。這么說吧,像北宋皇陵、韓琦家族這種“五音墓地”,在觀念上,都是堪輿風(fēng)水的禍福觀念與聚族而葬的儒家倫理觀念的混合體。

而在多雨、多水、多山的江南,自然條件、人文傳統(tǒng)與中原迥異。五音姓利堪輿術(shù)并不適用于江南,南方地區(qū)流行江西、福建流派的風(fēng)水術(shù)。明代義烏人王祎《青巖叢錄》說:“擇地以葬,其術(shù)則本于晉郭璞所著《葬書》二十篇……后世之為術(shù)者,分為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于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為說,主于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純?nèi)∥逍前素?,以定生克之理。其學(xué)浙閩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贛人楊筠松、曾文迪,及賴大有、謝世南之逸輩,尤精其學(xué)。其為說,主于形勢,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而他拘忌,在所不論。其學(xué)盛行于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

福建“理氣派”和江西“形勢派”(或稱“形法派”“巒頭派”),是今天人們耳熟能詳?shù)男g(shù)語,二者同出于風(fēng)水先生的“祖師爺”郭璞《葬書》,其中以“形勢派”為擇地的主流。

葬必擇地,郭璞《葬書》倡導(dǎo)“遺體受蔭”說,死者的遺骸若得“地氣”,則會福蔭子孫。如何使遺骸得氣?《葬書》認為“葬者,乘生氣”,墓穴應(yīng)卜址于“生氣之地”。生氣在地下流動,在某些地點,匯聚起來。“氣乘風(fēng)則散,界水則止”,風(fēng)一吹,氣就散了,遇水則氣聚而不流失。所以,形勢派風(fēng)水,講求“龍、砂、水、穴”四大要素。墓穴所在,后有靠山,是為“來龍”;左右有山巒回護,遠處有案山照應(yīng)——左青龍、右白虎、前有案,是為“砂”;墓地像一把安穩(wěn)的太師椅,而前方又有河水蜿蜒流過,是為長流之“水”(圖6)。

圖6 云和正屏山南宋墓,就是典型的形法墓地

 

在江南的堪輿家看來,背風(fēng)、向陽、面水、藏風(fēng)、納氣的“懷抱之地”,最宜建墓。江南“形法墓地”與中原“五音墓地”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墓地形態(tài)。

簡單來說,在墓地形態(tài)上的差異,“五音墓地”擇址于平野,可與多代人聚葬的家族墓地兼容;而“形法墓地”各自尋求獨立、封閉的懷抱地形,則與家族墓地不能兼容,元末明初大儒宋濂《趙氏族葬兆域碑銘》說:“蓋大江以南拘泥于堪輿家,謂其水土淺薄,無有族葬之者”。以朱熹為例,朱熹的祖父朱森,墓在福建政和縣蓮花峰下,祖母程氏墓在政和溪鐵爐嶺;父親朱松,初葬崇安縣(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后改葬崇安上梅里,生母祝氏墓,在建陽縣天湖之陽;朱熹夫婦墓,在建陽九峰山;朱熹長子朱塾,葬于建陽縣另一個地方;次子朱埜,又埋在建陽別的地方;三子朱在,墓在建安縣永安寺后。更有甚者,朱熹的祖父母、父母,居然均未完成夫妻合葬。

朱熹家族墓地如此分散,就因為他們遵循南方術(shù)數(shù)“多占風(fēng)水”之故。紹熙五年(1194)因為紹興陵地的地勢卑下,五音墓地不適應(yīng)南方的實際,宋孝宗永阜陵的擇址引發(fā)爭議,朱熹奏上《山陵議狀》說“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xué),出于江西、福建者為尤盛”,就是建議以南方的“形法墓地”以取代兩宋皇陵固有的“五音墓地”。

朱熹的建議,未為朝廷采納,因為對南宋皇陵而言,“國音”是皇室承襲了兩百多年的傳統(tǒng),即便身處江南,也必須照搬祖制,畢竟這關(guān)乎國運,甚至象征著南渡政權(quán)皇統(tǒng)的正統(tǒng)性。北宋皇陵的傳統(tǒng),對南渡的繼承者而言,就是“祖宗故事”,除非萬不得已,不可變更。盡管在朱熹等南方人看來,這種做法,悖理殊甚。

三.角姓“昭穆葬”與祖宗故事

我們說“五音墓地”是風(fēng)水觀念與儒家族葬觀念的復(fù)合體,那么,除了術(shù)數(shù)的原則,就必然涉及不同身份成員墓穴位次的排列問題。

王洙《重校正地理新書》卷一三“步地取吉穴”條:“凡葬有八法,步地亦有八焉。八曰昭穆,亦名貫魚。入先塋內(nèi)葬者,即左昭右穆,如貫魚之形。……唯河南、河北、關(guān)中、隴外并用此法。”

昭穆葬法,是五音墓地中流行的一種與家族墓地相適應(yīng)的取穴方法,通過以墓穴在墓地中不同的位次排列來標識、規(guī)范不同家族成員之間的長幼之別,從而維護墓地的長幼尊卑秩序(圖7)。關(guān)于“角音昭穆貫魚葬”,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劉未先生《宋代皇陵布局與五音姓利說》一文有深入研究,以下就是我對劉未研究的通俗化解讀。

圖7 宿白《白沙宋墓》昭穆貫魚葬圖解

 

五音墓地的排布,以“墓園”為基本單位,同一墓園內(nèi)按不同姓氏所利的特定方位排列不同墓穴的位次,而先后不同的墓園,又按照各姓所利方位進行斜向排列——就“角音”姓氏而言,自先而后,墓園由東南至西北方向,依次斜行排列。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五音墓地中的“墓園”概念。

在堪輿術(shù)士看來,一塊平整的墓地,分成正方形或近正方形的七七四十九個方格,即49個穴位,以八干、四維、十二辰共24個漢字,標識四邊的24個方位。“四維”乾坤艮巽,“艮”指東北,“巽”指東南,“乾”指西北,“坤”指西南,這是許多人熟悉的,例如宋徽宗建造的艮岳就位于開封城的東北;十二時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以子、午代表北南,卯、酉代表東西;八干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其實這些都是古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的文字,風(fēng)水羅盤也就是這個模樣。由此可知,角音的大利向為“坐丙向壬”,即“坐東南、向西北”。

七七四十九穴,理論上均可埋墓,但事實并不如此,風(fēng)水先生認為只有甲、丙、庚、壬四穴為四陽干,可以安穴。其余諸穴,均不可用;正中位置的穴位,名叫“地心”,也稱明堂,所謂“天子葬明堂”,只有皇帝才可安穴,臣庶尤其不可僭用。這就是五音墓地的一個完整單位——墓園。

在現(xiàn)實中,上述規(guī)定可以稍加變通,逐一說來,會很復(fù)雜。我們既然不想改行看風(fēng)水,只要足夠說明宋六陵的規(guī)劃原則即可。簡單說吧,這49個穴位,與姓利相關(guān)的最適宜埋墓的穴位只有丙、壬、甲三穴;同一墓園內(nèi)也強調(diào)位次的長幼尊卑,所以也稱尊、次、卑三穴。

待用完尊、次、卑三穴,剩下的46穴皆不可用,就在已經(jīng)“飽和”的墓園(最早設(shè)立的墓園,即“祖墳”所在)以外,斜向開辟一個新墓園;在新辟的墓園,同樣的法則,再次上演,待填滿尊、次、卑三穴,又在新墓園之外,斜向再開辟一個更新的墓園。

在角音墓地中,舊墓園趨于飽和,便在其西北方向,但不能低于舊墓園的東西軸線(“再向正西偏北辛地作一墳,不得過酉地”)新辟一墓園。這就是《地理新書》的“昭穆葬”所謂“角姓祖墳下丙、壬、甲三穴葬畢,再向正西偏北辛地作一墳,謂之昭穆葬,不得過酉地,分位仿此”的確切含義(圖8)。

圖8 《重校正地理新書》“墓園”及“昭穆葬”圖解(采自劉未《宋代皇陵布局與五音姓利說》)

 

如此這般,子子孫孫,周而復(fù)始,越是晚輩家族成員的墓園距離祖墳越遠,晚起的墓園,便一路向西北斜向排布過去。當然,在實際的喪葬活動中,不可能有廣闊的土地可供無限排布。所以,大家族的墓地都有分區(qū),鞏義北宋皇陵更分為規(guī)模宏大的四個陵區(qū)。

需要指出的是,五音墓地以墓園作為規(guī)劃單位,正中心的明堂位,是開辟墓園時用來埋藏買地券的地方,所謂“斬草立劵”,作為向山神、土地神購買墳地的憑證,普通臣僚和平民絕不能用以安穴埋墓。唯獨位居“九五至尊”的天子,可以不循常規(guī),即元張景文《大漢原陵秘葬經(jīng)》所謂“天子葬明堂”。

宋代皇陵,安穴于明堂,與常人不同,除此則遵循角音墓地的一般原則。一座皇陵的上宮圍墻,就是一個獨立墓園,陵臺(封土、玄宮)居于墓園的正中,正是明堂之位,也就是說,帝陵與普通人不同,在明堂安穴,無需像常人那樣按照丙、壬、甲三穴來規(guī)劃。后起的帝陵,位于前一帝陵的西偏北,則與“角姓昭穆葬”普遍原則一致。

明乎此,我們再來考察北宋皇陵。鞏義北宋皇陵,分為四大陵區(qū):西村陵區(qū),有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蔡莊陵區(qū),僅有真宗永定陵;孝義陵區(qū),有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八陵陵區(qū),有神宗永裕陵和哲宗永泰陵。以年代最接近南宋的八陵陵區(qū)的宋神宗、哲宗陵為例,具體說明北宋制度(圖9)。

圖9 北宋皇陵八陵陵區(qū)宋神宗、哲宗陵分布圖

 

宋神宗永裕陵,由上宮和下宮,以及欽圣憲肅向皇后、欽慈陳皇后、欽成朱皇后、顯恭王皇后等4座皇后陵組成。此外,還有若干皇室成員的陪葬墓。陵區(qū)南北長約2200米、東西寬約500米。永裕陵上宮前有神道,神道上設(shè)有望柱和52件石雕像;上宮圍墻呈正方形(即前述的“墓園”,圍墻邊長約240米),覆斗狀的陵臺位于上宮正中,底部邊長約48米(即墓園之“明堂”位);下宮,位于上宮的西北方向(即所謂“坐丙向壬”),是供奉大行帝后御容之所,經(jīng)勘探南北長約150米、東西寬約130米。在上、下宮之間,祔葬有4座后陵。所有的陪葬墓,一律分布于下宮的西北。

宋哲宗永泰陵,位于永裕陵上宮的西北方向,即前文所分析的當舊墓園(祖墳)趨于飽和,便在祖墳西北方向新辟一墓園。

永泰陵制度與永裕陵完全相同,亦由上、下宮和祔葬于上下宮之間的昭懷劉皇后陵,以及下宮西北的陪葬墓組成。陵區(qū)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約370米,就形制而言,猶如永裕陵在其西北方向,復(fù)制、粘貼了一遍。

要之,北宋皇陵的制度高度定型,概括如下:

一、皇陵平面布局整齊劃一,均由上宮、上宮、皇后陵和陪葬墓組成。帝、后上宮,平面呈方形,以陵臺為中心,覆斗狀的陵臺下方,就是玄宮(皇堂、墓室);陵臺前方,建有獻殿,為舉辦上陵祭祀禮儀之所。

二、上、下宮分離,下宮位于上宮的西北,顯然與角音“坐丙向壬”的大利向有關(guān)。非惟下宮如此,皇后陵、陪葬墓等,均位于帝陵上宮的西北方向。

三、同一陵區(qū)內(nèi),后起的帝陵,位于前一帝陵的西北方向;同一帝陵兆域內(nèi),后起的皇后陵,均位于前一皇后陵的西北,同樣由東南(丙地)向西北(壬地)斜向依次排列。從各陵的相對位置看,尊長居?xùn)|南,卑幼在西北,角音墓地所利地勢為“東南仰高,西北低垂”,愈往西北,地勢愈低。

四、帝后采用“同塋異封”的合葬形式,即“同塋不同穴”,合葬于同一帝陵兆域,但皇后另起陵園和陵臺,并祔葬于上、下宮之間。

我之所以不厭其詳?shù)赜懻?ldquo;角音昭穆葬”與北宋皇陵制度,因為這是南宋的皇位繼任者必須遵循的“祖宗制度”,是認識南宋皇陵制度的基礎(chǔ)。盡管宋六陵攢宮在設(shè)置上多有減省,例如不設(shè)陵臺和石像生,規(guī)模也大為縮小,但在基本制度層面,在南宋中期以前,可以用全面照搬祖宗制度來形容(圖10)。

圖10 北宋皇陵布局與昭穆貫魚葬關(guān)系圖解(采自劉未《宋代皇陵布局與五音姓利說》)

 

一言以蔽之,南宋六陵就是北宋皇陵在江南的翻版。正所謂不曉中原就無以曉江南,不知北宋便無以知南宋。

四.陵區(qū)的形成和布局

說完制度,后面的事情就簡單了。同樣的歷史,歷史學(xué)家看重制度及其運行,普通讀者關(guān)注人物的故事和命運。人是制度下的人,不敢說人是制度的奴隸,至少人的生存狀態(tài)和命運與其生活時代的制度和文化密切相關(guān)。嚴肅的歷史本該如此,不是我故意想把故事講得枯燥一點。

靖康二年(1127),金人俘掠徽欽二帝、皇后、嬪妃、皇太子、親王、公主、宗室和其他在京大臣北返,皇室成員中唯有宋哲宗孟皇后,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gòu)(即稍后登基的宋高宗)等個別人僥幸逃脫。

紹興元年(1131)四月孟皇后崩于越州(紹興府),六月攢于上皇山新婦尖下,并以泰寧寺為下宮。這是最先入葬宋六陵的成員,也是陵區(qū)規(guī)劃的基準點。泰寧寺本為陸游祖父陸佃的功德墳寺,后來成為南宋前期眾攢宮的陵寺,《嘉泰會稽志》載:“永祐、永思、永阜、永崇四陵修奉皆在其地,故泰寧寺益加崇葺云。”

宋代典籍《宋會要輯稿》和《中興禮書》,對宋寧宗永茂陵以前的攢宮的營建和位次有詳細記載,可以據(jù)此推測并大致復(fù)原“七帝七后”攢宮的位次和平面布局。

紹興元年,孟皇后(昭慈圣獻)攢宮下葬于會稽縣上皇村,其地東南高山,西北流水,乃角姓大利之地,“神園方百步”,以泰寧寺為下宮,專奉香火。

紹興十二年(1142),宋金和議成,金人歸還宋徽宗、鄭皇后(顯肅)、宋高宗邢皇后(憲節(jié))梓宮,并遣送當時仍在世的宋高宗生母韋皇后南返。宋徽宗等人梓宮原擬在臨安府或會稽縣龍瑞宮安葬,然未果行。最后,徽宗永祐陵落址于孟后攢宮“西北地段”順次擇穴,即孟后神園“近北偏西”的五十步稍外。依角音昭穆次序,鄭皇后、邢皇后攢宮在徽宗攢宮北或正北偏西。孟后、徽宗、鄭后、邢后四攢宮的神園、禁地合計用地“二百一十七畝五十七步”。

紹興二十九年(1159)韋皇后崩,安穴在“永祐陵籬寨內(nèi)顯肅皇后神圍正西約一十九步”。

淳熙十四年(1187)宋高宗(永思陵)崩,次年三月下葬。永思陵上宮在永祐陵西北,在韋皇后攢宮“正西向南”。永思陵上宮方位,及其與永祐、憲節(jié)諸陵距離的數(shù)據(jù),在《中興禮書續(xù)編》卷四二中有詳細記載。

宋高宗吳皇后(憲圣慈烈)晚十年卒,袝攢于“永思陵正北偏西”,應(yīng)在永思陵上、下宮之間。

紹熙五年(1194)六月九日宋孝宗(永阜陵)崩,葬地的選擇曾引起朝廷上下的激烈爭論,最終上宮定在“在永祐陵下宮之西南,永思陵下宮之東南那趲向南石板路上”修建。若依角姓昭穆次序,后起攢宮應(yīng)該位于前一攢宮的西北,自東南向西北順次排列,永阜陵上宮應(yīng)該選址在永思陵西北,但因為那里“土肉淺薄”,最終落地于永思陵下宮與永祐陵下宮之間,已經(jīng)突破了角音墓地的昭穆次序。

慶元六年(1200)八月八日,宋光宗(永崇陵)崩,次年三月,安穴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空閑地段”(圖11)。

圖11 “南陵區(qū)”諸攢宮位次復(fù)原示意圖(采自劉未《宋代皇陵布局與五音姓利說》)

 

嘉定十七年(1224)宋寧宗(永茂陵)崩,因永崇陵西北,地勢卑下,“相視迫溪”,實在無地可擇。永茂陵上宮決定轉(zhuǎn)移至泰寧寺山,并拆遷泰寧寺,據(jù)以為陵。事實上,永茂陵已經(jīng)離開了新婦尖的南陵區(qū),新辟的寶山北陵區(qū),既未遵循角音墓地昭穆次序,甚至已突破角音墓地的大利向,開始向形法墓地轉(zhuǎn)變。

紹定五年(1232)楊皇后(恭圣)崩,次年四月袝葬永茂陵之西北。

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紹陵)二陵的位次,文獻無載,據(jù)宋六陵遺址現(xiàn)場判斷,應(yīng)在北陵區(qū)的永茂陵之西北(圖12)。

圖12 南宋六陵攢宮位次復(fù)原示意圖(據(jù)劉毅《南宋紹興攢宮位次研究》)

 

綜上所述,南宋六陵分為南、北二陵:南陵區(qū),即新婦尖陵區(qū);北陵區(qū),即寶山陵區(qū)。

南陵區(qū),以孟皇后攢宮為基準點,其西北為宋徽宗永祐陵,永祐陵北偏西為顯肅鄭皇后、憲節(jié)邢皇后、顯仁韋皇后三座攢宮;永祐陵西北為宋高宗永思陵,永思陵上宮北偏西為憲圣慈烈吳皇后攢宮;宋孝宗永阜陵上宮,在“永祐陵下宮之西南,永思陵下宮之東南”的位置;而宋光宗永崇陵,則葬于永思陵上宮的西北位置。諸帝陵上宮方35步,下宮方55步,哲宗孟皇后、高宗吳皇后攢宮方36步,其余祔葬的皇后攢宮,均方25步,可見孟、吳二皇后的地位之特殊。

而北陵區(qū),與南陵區(qū)分離,另以宋寧宗永茂陵為新基準點,其西北依次為恭圣仁烈楊皇后、宋理宗、度宗三座攢宮(圖13)。

圖13 南宋六陵諸攢宮的上宮位次復(fù)原示意圖

 

南、北陵區(qū)的形成,先后兩個主要節(jié)點,一是宋孝宗永阜陵局部突破了角音墓地的昭穆序次,二是宋寧宗永茂陵則整體性地突破了角音墓地的擇址模式。

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陵區(qū)發(fā)掘的“一號陵園”上宮遺址,揭示了某座皇陵的上宮垣墻、門殿、享殿(獻殿)、享殿后龜頭屋石藏等遺跡;古建筑學(xué)者結(jié)合文獻初步復(fù)原了上宮的建筑形態(tài),并推測一號陵遺址應(yīng)為宋徽宗、孝宗或光宗三位皇帝攢宮中的某座上宮。這是南宋六陵考古的突破性成果(圖14、15、16、17)。

圖14 宋六陵“一號陵”遺址發(fā)掘場景航拍圖

 

圖15 宋六陵“一號陵”遺址平剖面圖

 

圖16 宋六陵“一號陵”遺址總平面復(fù)原示意圖

 

圖17 宋六陵“一號陵”陵園遺址整體復(fù)原鳥瞰圖

 

五.從“五音墓地”到“形法墓地”

紹熙五年(1194)六月九日,太上皇帝宋孝宗駕崩于重華宮。圍繞其葬禮和山陵選址所引發(fā)的軒然大波,是“慶元黨禁”前夕的大事件。

宋孝宗病重期間,宋光宗拒絕過宮問疾。在孝宗駕崩后,光宗拒絕主持喪禮,一時人情洶洶、政局動蕩。

七月三日,在孝宗“大祥”前夕,左丞相留正稱疾遁去。七月五日,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聯(lián)合知閤門事韓侂胄、工部尚書趙彥逾,經(jīng)太皇太后吳氏默許,扶立嘉王登基,是為宋寧宗,史稱“紹熙內(nèi)禪”。八月十八日,有定策功的樞密使趙汝愚升為右丞相。

與此同時,永阜陵在寶山擇址工作在緊張進行中。七月十六日,“按行使副孫逢吉、吳回言:荊大聲等相視大行至尊皇圣帝神穴,在永祐陵下宮之西南,永思陵下宮之東南,那趲向南石板路上,乞差官覆按施行。詔,權(quán)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充覆按使,入內(nèi)內(nèi)侍省押班續(xù)康伯副之”。因為太史局的風(fēng)水先生選定的位次,與角音昭穆序次相違,孝宗玄宮本該定于永思陵上宮之西北,但其地“土肉淺薄”,遂改卜至永思陵西南。然而,朝廷又未以為然,又經(jīng)過反復(fù)討論,改就昭慈、永祐下宮修建,位置比荊大聲所定“高六尺三寸”,又經(jīng)孫逢吉等人復(fù)勘,最終確定了該位置。

盡管經(jīng)過反復(fù)調(diào)整,地下水位依然較高,營建玄宮石藏子(墓室)格外堅固,《宋會要輯稿》載其玄宮“于箱壁石藏外五尺,別置石壁一重,中間用膠土打筑,與石藏一平”,致使“工力倍增”(圖18)。

圖18 宋六陵石藏子平剖面復(fù)原想象圖(采自郭黛姮《南宋建筑史》

 

自永思陵以西,地勢愈卑,水位愈高,不宜建陵,這是在江南地區(qū)照搬“五音墓地”模式所無法克服的矛盾。

趙汝愚明確反對該選址方案,他認為鞏縣皇陵“制度崇深”,皇堂下深五十七尺。南渡后,攢宮“實居淺土,蔽以上宮”。東南地區(qū),所至皆山,地勢局促,自然環(huán)境與中原不同,不能照搬五音模式。而恢復(fù)中原遙遙無期,不如趁早放棄紹興陵地,另覓地勢高亢的地方。

但留正、劉德秀等人則主張依例權(quán)攢于紹興。據(jù)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載,趙汝愚、葉適、詹體仁等主張放棄紹興陵地,并建議讓朱熹門生、著名的風(fēng)水術(shù)士蔡元定重新選址,而劉德秀堅持認為“山水之修,無如越地,蓋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宮為甚宜。且遷易山陵,大事也”,支持葬于紹興。

改遷山陵的主張遇阻后,趙汝愚未再堅持己。但在十月,朱熹來到臨安后,上《山陵議狀》,再次挑起爭議。后來,朱熹曾多次抱怨趙汝愚不堅持原則。

七月十一日,趙汝愚召時任知潭州的朱熹赴京論事。八月五日,任命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次日,朱熹離開潭州,啟程前往臨安。

九月十四日,朱熹行至衢州,致書蔡元定,招其同往臨安,一起討論改卜山陵之事?!端某勔婁洝访鞔_指出朱熹“信用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為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粗而不利,愿博訪草澤以決大議”。

蔡元定,一介布衣,人稱西山先生,精通風(fēng)水術(shù)數(shù),慶元黨禁期間,以“妖人”罪名,坐謫道州而死。朱熹本人在建陽的墳?zāi)梗礊椴淘ㄋ?。朱熹就改卜山陵之堪輿問題請教蔡元定,更擬將其召至朝廷,這就是朱熹《山陵議狀》中“博訪草澤”之意。慶元二年(1196)黨禁日酷,監(jiān)察御史沈繼祖彈劾朱熹十大罪,其中一大罪名,就是朱熹“不顧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招引“妖人”蔡元定妄議山陵。

十月初二日,朱熹至臨安城;初五日,履任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十月十日,在朝供職第一事,便上洋洋數(shù)千言的《山陵議狀》,可見其對改卜山陵的深思熟慮和急迫心情。

在《山陵議狀》中,朱熹明確反對五音,認為“國音坐丙向壬之穴”不合常理,朝廷世守其法,非但無福報,反而招致靖康國難這樣的禍災(zāi),可見其為無稽之談。在江南照搬國音,等同于將宋孝宗的梓宮和遺骸置于水中而不顧,不如趁早廣招術(shù)士,博訪名山,尋求可葬之處,“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xué)出于江西、福建者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概,大略平穩(wěn),優(yōu)于一二臺史者?”——《山陵議狀》的實質(zhì),其實就是以江南形法墓地替代中原五音墓地。朱熹建議由江西、福建民間術(shù)士(即蔡元定)負責(zé)選址,是以南方民間術(shù)數(shù)替代官方地理系統(tǒng)的五音姓利。

朱熹言辭激烈,毫不顧忌“五音”是承襲已久的祖制,也不考慮遷徙山陵必將延長葬期并滋生紛擾,朝廷正值多事之秋,并無可能采納朱熹的意見。后來,蔡元定竄死于貶所,沈繼祖攻擊朱熹“不顧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固然有上綱上線之嫌,但就事實本身而言,相差不遠。

十月二十三日,朱熹在經(jīng)筵留身時,又向宋寧宗面陳四事,批評宋寧宗濫用內(nèi)批和韓侂胄干政弄權(quán),重申《山陵議狀》的主張,認為改遷山陵是“今日最急之務(wù)”,原來的選址“既不為壽皇(宋孝宗)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朱熹的所言所行,注定了他被驅(qū)逐的命運。

如果說,永阜陵在昭穆位次上的突破,只是因應(yīng)江南實際狀況的局部調(diào)整;那么,后來宋寧宗永茂陵在“北陵”另辟新區(qū),則是陵園規(guī)劃原則的大轉(zhuǎn)折。

嘉定十七年(1224)閏八月三日宋寧宗崩,按角音昭穆序次,本應(yīng)選址于光宗永崇陵之西北。但永崇陵上宮以西,地勢更低,并“相視迫溪”,確實已經(jīng)無地可擇。

據(jù)《宋會要輯稿》載,閏八月二十六日,詔以參知政事宣繒為攢宮總護使,禮部侍郎楊燁為按行使;二十九日,按行使楊燁等人選定陵址:

判太史局周奕等相視得泰寧山形勢起伏,龍虎掩抱,依經(jīng)書于此創(chuàng)建大行皇帝神穴亦隨合,乞差官覆按施行。……先是,太史局周奕等于永崇陵之下相視,迫溪無地可擇。繼至泰寧寺山標建,故命使副覆按。既而,聶子述等言,恭惟大行皇帝遷馭上賓,神宮定卜,而有泰寧寺者,素擅形勢之區(qū),名為絕勝之境。岡巒懷抱,氣脈隱藏,朝揖分明,落勢特達。是乃天造地設(shè),儲之百年,以俟今日之用。非大臣閱歷之久,主張之力,上以聞陳兩宮,下以鎮(zhèn)壓群議,則僧徒寧保其不為動搖哉!今此神穴,坐壬向丙,亦與國音為利。益伏望明飭有司,早嚴修奉。上謂使副曰:泰寧與昭慈相去多少?使副奏曰:昭慈陵側(cè)僅一里許,往來最便。上曰:甚善。乃從之。

南陵區(qū)無地可選,永茂陵遂改卜至泰寧寺所在的泰寧寺山,此處“形勢起伏,龍虎掩抱,……岡巒懷抱,氣脈隱藏,朝揖分明,落勢特達”,儼然已為形法派術(shù)士的描述性語言。由“非大臣閱歷之久,主張之力,上以聞陳兩宮,下以鎮(zhèn)壓群議,則僧徒寧保其不為動搖哉”句判斷,選址過程也曾引發(fā)巨大爭議,畢竟“五音之術(shù)”承襲已久,改變必有阻力。

永茂陵系拆遷泰寧寺而建,宋理宗曾向覆按使使副聶子述等人詢問:“泰寧與昭慈相去多少”?當使副回答“昭慈陵側(cè)僅一里許,往來最便”。泰寧寺不在南陵區(qū),而依寶山而建,故有“泰寧寺山”之說。

永茂陵改卜至寶山,新辟北陵區(qū),既未遵循昭穆序次,甚至已突破五音墓地模式,向形法墓地轉(zhuǎn)變?!端螘嫺濉氛f永茂陵“今此神穴坐壬向丙”,一改國音的大利向“坐丙向壬”,實由“大利向”轉(zhuǎn)變?yōu)?ldquo;小利向”,所以覆按使辯稱“亦與國音為利”。

由于南陵區(qū)無穴可擇,永茂陵新辟北陵區(qū),其選址標準,形法墓地因素可能已占據(jù)主導(dǎo),而角音降至從屬地位。據(jù)周必大《思陵錄》記載,早在永思陵選址時,人們就注意到泰寧寺有山陵氣象,因為泰寧寺僧人賄賂太史局才得以幸免。南渡以來,在太史局的技術(shù)傳統(tǒng)中,五音并非絕對剛性的規(guī)定,只是祖制因循已久,變革不易,直到永茂陵選址,實在因為無地可擇,遂改弦更張。

行文至此,回顧當年圍繞永阜陵擇址的爭議,南方背景的朱熹、趙汝愚、葉適、詹體仁等人主張因地制宜,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必須考慮“祖宗故事”與南渡政權(quán)的特殊性,一般士庶并無政治包袱,南渡之后,大可入鄉(xiāng)隨俗,而“國音”術(shù)數(shù)關(guān)乎皇室子嗣興旺、政權(quán)合法性和國運興衰,豈可輕易變更!朱熹激烈而不妥協(xié)的抗爭,效果適得其反,教訓(xùn)可謂深刻。而《山陵議狀》“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的主張,三十年后,在永茂陵方才得以部分實施。

從永阜陵到永茂陵,從五音墓地向形法墓地的過渡,可見南渡政權(quán)在中原與江南的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在堅守祖制與“在地化”之間的搖擺和選擇。南宋的政治文化,多承襲北宋而來,但在江南長期而復(fù)雜的發(fā)展中,又逐漸演變并形成新的范式,南宋皇陵的變遷,是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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