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載瞻載止——新疆考古百年”文物展在首都博物館開展。此次展覽由北京市文物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文化和旅游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文博院主辦,以新疆考古百年來的發(fā)展為主線,通過“藍縷篳路啟朝華”“規(guī)模漸具開閎闊”“前行砥礪致高遠”三個部分串聯(lián)文物及歷史資料展品,還原中華文明交流的歷史,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
“新疆考古百年”展是在什么契機下誕生的?新疆考古人在百年間經歷了怎樣的艱難?如何讓文物“說話”,講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國新聞》報記者采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簡稱“新疆考古所”)相關工作人員以及聯(lián)合策展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陳凌教授,講述展覽背后的故事。
3月5日,參觀者在首都博物館中欣賞“載瞻載止——新疆考古百年”文物展展出的文物與圖文資料。
以東方學術話語展示東方智慧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疆作為古代絲綢之路的主要通道,成為歐洲探險家競相發(fā)掘的重要區(qū)域。彼時,外國探險隊不僅肆意劫掠文物,還通過考察搜集情報。
“一方面,這些探險者是西方的知識背景,對東方文化不太了解,這使得探險成為文化掠奪;另一方面,他們的探險是配合西方的殖民擴張進行的,所以他們更關注的是西方對東方的影響。”陳凌介紹道。
在進行新疆考古研究時,西方學者往往采用以西方為主的闡釋體系。他們在分析新疆古代文物特點時多以希臘、羅馬等西方元素進行比照,并將東方建構為被動、失語的狀態(tài)。因此,建立東方的學術話語,即以文物講述中華民族共同體及文化認同的形成過程,顯得十分重要。這也是陳凌強調的“新疆考古研究高質量發(fā)展”的關鍵所在。
據新疆考古所工作人員介紹,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疆考古邁向新的發(fā)展階段,立足新時代考古工作的歷史定位和時代責任,著力推進奎玉克協(xié)海爾古城、卓爾庫特古城、石城子、石頭城、唐朝墩、拉甫卻克古城、大河古城、克亞克庫都克烽燧等以古代城址、長城資源為中心的歷代軍政建置體系考古與研究。
古人是如何理解這個世界的?他們的文化認同如何?這不僅是一代又一代前往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尋找的答案,也是此次“新疆考古百年”文物展希望向公眾展示的內容。
在新疆和平解放75周年之際,回顧以往考古研究者的成就,展示新疆文化遺產中的東方智慧,是舉辦這次展覽的一個重要目的。
鎮(zhèn)墓獸,1975年出土于吐魯番哈拉和卓墓地。
邊走邊“修路” “烽火”報平安
作為中國陸地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區(qū),新疆的深山、草原、沙漠分布有眾多古代遺跡。比如位于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的尼雅遺址,被確定為漢代絲綢之路南道重要綠洲城邦——“精絕國”故地,出土于尼雅遺址一處墓地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最偉大的發(fā)現之一。
新疆是考古工作者的寶地,同時也是考古環(huán)境最艱苦的地區(qū)之一。被稱為“新疆考古第一人”的黃文弼,其好友劉半農曾描述他在沙漠戈壁中“瘦骨一撮不勝衣,身披一襲老羊皮”;新疆考古所原所長伊弟利斯,長期深入沙漠參加考古發(fā)掘,喝鐵銹水,吃牙膏飯,差點迷失在沙漠中;新疆考古所現任所長李文瑛曾是小河遺址考古隊中的唯一一名女性,堅守荒漠的不易可想而知……這樣的例子在新疆考古界數不勝數。
在位于新疆尉犁縣荒漠中的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四周有大片鹽堿灘,一腳下去一個坑??脊叛芯繂T定期驅車90公里到縣城購買物資,為順利開車過鹽堿地,還得到河邊割蘆葦、扎成捆、鋪在路上,“一邊‘修路’,一邊向前”,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胡興軍說道。胡興軍是克亞克庫都克烽燧考古團隊的負責人,他與團隊成員確認了烽燧為唐代“沙堆烽”舊址。這里出土的大量文書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其中,《韓朋賦》《游仙窟》等通俗文學作品的發(fā)現,讓古代戍邊將士的生活變得更加生動鮮活。
“唐代烽燧有早晚點平安火的制度。我們在荒漠中,每天也要給家人報平安。”胡興軍說,因地處荒漠,信號不好,考古隊員收工后會在營地附近的土堆上插一根長竿,高高吊起一個小桶,手機放到桶里,由此有了信號,方便大家“蹭網”。從千年前的“平安火”到千年后的“數字平安火”,傳遞的都是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為之努力奮斗的精神。
牛車,1975年出土于吐魯番哈拉和卓墓地。
沙塵相伴 風餐露宿
新疆氣候干旱,使得文書、絹畫這類文物得以良好地保存原貌,出土時依然保有原本的色彩,“像剛畫出來的一樣”。陳凌介紹,一般情況下,考古發(fā)掘過程中會適當灑水以便觀察地層堆積情況,但為保護壁畫、紙質文書,考古隊員只能干挖,“一天下來,耳朵、鼻子、眼睛、嘴巴都是沙土”。
新疆四季和晝夜溫差極大,在酷暑和嚴寒中開展工作,對于考古研究者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
荒漠的夏季可以一直延續(xù)至10月,地表溫度甚至可達60攝氏度。除了忍受酷熱,考古人員還要跟蚊蟲作斗爭。“進入考古地幾分鐘,蚊子就爬滿了全身。回來一看,腿上被叮了上百個包。”陳凌說,“什么驅蚊噴霧都沒用,穿沖鋒衣、秋衣,蚊子都能叮進去。”胡興軍和團隊的營地搭建在河邊,每晚被蚊子“狂轟濫炸”,一覺醒來,人人“遍體鱗傷”。
在烽燧,10月還是盛夏天氣,11月便迎來冬季初雪,白天氣溫降至零下20攝氏度左右??脊抨爢T的帳篷無法抵御寒冷,只能徹夜燒爐火取暖。
主持吐魯番吐峪溝石窟考古工作時,由于平時采購物資不便,陳凌與吐魯番研究院的小伙子們經常只能喝從溝里打上來的水,水中常常還沉淀著沙土。
不過,在連續(xù)數日辛勞后,考古隊員們偶爾也會“打打牙祭”。2021年的“五一”勞動節(jié),胡興軍特地備了羊肉,晾在院子里,打算給大家改善生活。沒想到,第二天早晨起來一看,肉不翼而飛,原來是被狐貍偷走了。
考古過程充滿挑戰(zhàn),考古成果令人振奮。新疆考古人每年里有近半年的時間都堅守在考古第一現場,在艱苦的條件下,支撐著一代又一代考古研究者的力量源于他們“對國家的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在陳凌看來,在古代,艱難的地理環(huán)境也沒有阻擋東西方文明的對話和交流,“正是因為有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了解,才促成了整個人類文明的發(fā)展。這彰顯了中國講求文化多元性、開放包容的理念。文化是‘交響樂’才精彩。”
小河墓地何以入選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
天山昆侖、大漠戈壁,新疆不僅有壯闊的自然美景,還有古城、烽燧、壁畫與墓葬等數不勝數的古代遺跡。古代新疆多民族聚居,生產技術、文化觀念、風俗習慣在碰撞中交流融合。這些古城是集中體現各民族密切互動交流的載體,也是歷代中央政權有效治理新疆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發(fā)展歷程的重要見證。
位于哈密市的拉甫卻克古城,據推測是唐伊州納職縣舊址,周邊發(fā)現了墓地、佛寺、倉儲等遺存,是一處分區(qū)明確、布局完善的城市聚落。在這里發(fā)現的斜坡墓道墓屬于典型的中原地區(qū)喪葬習俗,在唐代非常流行。
位于羅布泊地區(qū)的小河墓地被視作新疆史前考古的重大成果,也是2021年評選出的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之一。
在眾多的墓葬中,為什么小河墓地能入選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
“小河墓地是新疆史前考古的重大成果。遺存顯示出塔里木盆地青銅時代文化的獨特性、多元性和復雜性,為新疆史前考古文化、史前社會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提供了極其豐厚的資料。小河墓地舉世罕見的奇特葬制,充滿了濃郁原始宗教的文化氛圍,極大地拓寬了人們認識史前人類精神文化的視野。以小河墓地為典型遺存的小河文化,在其形成與發(fā)展過程中,不斷與北方草原地區(qū)、河西走廊及中國西北的其他地區(qū)進行物質、精神的文化交流,闡釋了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亞洲大陸上多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區(qū)域,展示了自史前時期開始,多元一體中華文化的斑斕多彩。”新疆考古研究所負責人解釋道。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為何珍貴?
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文明向西開放的門戶,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傳播的重要通道,也是多元文明和多種宗教信仰的傳播匯聚之地。
陳凌說,新疆文化與中原文化一脈相承、無法割裂,“這在和田壁畫中也可窺見一斑”。
從新疆和田地區(qū)達瑪溝佛教文化遺址出土的《毗沙門天王》壁畫描繪了古于闐國守護神毗沙門天王的威嚴形象,在畫法上也突出體現了以尉遲乙僧父子為代表的“鐵線描”“凹凸法”等技法。從壁畫人物的長相、服飾可以推斷出佛教從南亞傳至中原的路徑。“佛教是通過南亞地區(qū)逐漸傳到中原地區(qū)的,在這個傳播的過程中,佛教先經過新疆,然后經過河西走廊,再逐漸往黃河流域傳播。各民族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具體的物質文化中都有所體現。”陳凌說。
如果說《毗沙門天王》壁畫描繪了文化交流的動態(tài)路徑,那么《弈棋仕女圖》屏風畫則將文化交流的印跡展示得具象生動。畫中,一位豐頰碩體、雍容高貴的仕女正側坐于榻上,右手執(zhí)棋將要落子。這幅1972年出土于吐魯番的唐代仕女人物畫反映了中原地區(qū)與新疆地區(qū)文化交流的盛況。公元640年,在唐太宗的推崇下,圍棋在中原地區(qū)風行,并遠傳至西域。畫中貴婦身旁有仕女在端茶、觀棋,形象地展示了中原等地區(qū)文化對新疆地區(qū)文化產生的影響。
《弈棋仕女圖》屏風畫,1972年出土于吐魯番阿斯塔那187號墓。此次展覽中,該畫作以視頻形式展出。值得一提的是,畫中人物豐頰碩體、雍容高貴,是唐代仕女人物畫的典型特征,形象反映了當時流行于吐魯番地區(qū)的社會風尚。公元640年,唐朝設西州后,新疆地區(qū)與中原地區(qū)文化聯(lián)系日益緊密,中原等地區(qū)文化對新疆地區(qū)文化產生的影響也日益深遠,這幅仕女圖即是新疆地區(qū)文化深受中原文化浸潤的見證。
漢代的織錦亦是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比如前文提到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這是1995年出土于新疆和田的漢代織錦護臂。該織錦有白、青、黑、赤、黃五色經絲,用篆體漢字織繡著中國傳統(tǒng)天文星占的占辭——“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其上織有漢代典型的云氣紋和代表日月的紅白圓形紋,還有鳳凰、鸞鳥、麒麟、白虎等辟邪瑞獸,代表了漢代高超的織錦技術,體現了漢代陰陽五行的思想,反映了精絕王族對中華文化的推崇與認同。
此次展覽中,新和烏什喀特古城出土的漢歸義羌長印是漢朝在西域推行官印制度的重要物證,也反映出歸義者與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參與維護國家統(tǒng)一和西域開發(fā)建設的史實;而新和克孜勒協(xié)海爾遺址出土的“常宜之印”等帶有吉祥祝語的文物在新疆時有發(fā)現,體現了西域各族居民對中華文化的深厚認同和情感寄托。
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一次次考古發(fā)掘工作中揭開歷史原貌,帶來更多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多元一體的生動例證。殘垣斷壁、尺磚片瓦,無不見證了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豐富的考古實物和文化遺存為闡明中華民族共同體、多元一體格局等提供了有力支撐。(完)(《中國新聞》報 作者 尹李梅 實習生 宋珂欣 艾爾夏提·艾尼 圖文報道)
-
無相關信息